数字化改革 赋能一流大学建设的后发优势
任少波
(2023年12月10日)
一流大学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支撑。当前高等教育面临新的形势，就全球趋势而言，以智能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教育变革；全球科技竞争、人才竞争、资源竞争日趋白热化，深刻影响高等教育发展格局。在这种背景下，各国更加重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比如斯坦福大学2025计划。同时，数字化技术赋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越来越成为全球共识，2022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教育的未来简报》，阐释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就国家战略而言，党的二十大作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战略部署，党中央将高等教育放在建设教育强国的龙头地位，强调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赋予高校新的战略使命。当前，教育部正在编制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有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新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实质就是寻找和构筑后发优势的过程。经济学的“后发优势”理论指出，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入、制度变革等，形成少走弯路、效率激增、颠覆创新的后发优势，走出更加适合自己的道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也存在“后发效应”“后发优势”。我国建设一流大学具有制度优势、组织优势、文化优势、社会优势等，同样可以寻找并激发后发优势，走出跨越发展的新路。
在一流大学建设中走出新路、找到后发优势，首先要把握世界一流大学兴起和发展的驱动力量。从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历程看：早期大学是在宗教和人文知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为代表，神学、哲学、法学等人文知识的传承传播推动了近代意义上大学的兴起。教学科研并举则推动了近代一流大学诞生，以柏林洪堡大学等为代表，强调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并重，“为科学而生活”的理念在大学发展史上引起了革命性变革，欧美一流大学成批涌现并引领潮流。强劲的社会需求驱动了现代一流大学的崛起，以威斯康星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为代表，在强大社会需求牵引下，依托政策支持，迅速获取社会资源，使一批一流大学迅速崛起。新的发展趋势是，世界一流大学通过创新创业的互动引领社会，比如斯坦福大学等通过前沿科学、高新技术赋能创新创业，在支撑国家和区域发展中实现了快速发展。所以，不同时代的革命性力量驱动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大学与前沿科技、新兴产业的紧密互动已经成为一流大学兴起和发展的动力源泉。
当今科技和产业革命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这为新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了产生后发优势的历史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在数字化方面，我国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处于接近的起跑线，可以通过数字化改革，发挥数字技术跨领域、跨时空、跨层级、跨系统等优势，全面赋能一流人才培养、一流科研创新、一流社会服务和一流大学智治，为中国一流大学构建后发优势寻找突破口。
我们认识到，知识传承和创新范式的变化是驱动大学发展的革命性变量。从科学史的视角看，科学革命的实质是范式转换，当前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发展带来了以AI驱动为显著特征的新范式——AI for Science，正推动科学研究从感知革命走向认知革命。进入21世纪以来，以冷冻电镜为代表的科学仪器极大拓展了科学家的感知器官，引发了感知革命；面向未来，大模型支撑的大科学装置则是大脑的拓展，必将引发科研范式进入认知革命时代。人类的科技和知识传承创新范式正在发生重大的革命，这种范式变革也必将给教育发展带来革命性新动能。大学是塑造认知、拓展认知、转换认知的前沿阵地，以数字化驱动认知革命重塑大学的教育、科研、服务和治理模式，将是抢占未来先发契机，实现一流大学跨越发展的突破口。
一是数字化改革赋能人才培养模式转型。通过数字化改革推动教育的认知范式转换，以学生成长为中心重塑知识结构，尊重学生的个性化认知需求，使教育过程充分匹配学科专业新进展、产业发展新需求、人才培养新目标。在理念上，要从传统的“标准化教育”转向“个性化学习”；在模式上，要构建“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学习模式；在空间上，要打造虚实融合、内外融通的新型教学空间。浙江大学构建数智驱动的“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全链路一体化教学支撑体系，努力实现全过程、交互式课程管理服务，在响应学生同时异地、异时异地学习需要方面作了系统化探索。
二是数字化改革赋能科研组织形式革新。数字化改革给学科专家使用人工智能开展科学研究带来革命性契机，使规模化、智能化解决问题成为可能，促进了科研效率的数量级提升，推动科研组织方式从“作坊模式”转变为“平台模式”。浙江大学正围绕AI for Science布局面向各个学科的领域大模型，推动科研组织变革，提升科研产出效能。学校还发起“西湖之光”算力联盟，整合多方资源，打造算力开放平台，支撑领域大模型，赋能科研创新和产业孵化。
三是数字化改革赋能文化传承与创新路径拓展。通过数字化改革，创新知识传播与共享的方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复原、回归与留存，为社会提供高水平文化服务。浙江大学完成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以全球领先的高清数字化技术，拍摄、收录海内外263家文博机构的12405件中国古代绘画藏品。目前，“大系”在海内外巡展27次，特别是在国家博物馆展览13个月，参观总人数近400万人次，散布于世界各地的传世“国宝级”绘画珍品，正以数字化形式走向社会和大众。
四是数字化改革赋能大学整体智治系统重塑。数字化改革推动高校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迭代升级，提升一流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现管理更加精细化、决策更加科学化、服务更加人性化。通过数字化手段，对管理工作和业务流程进行重新设计和构建，促进组织和人员结构优化，对大学组织体系、运行体系及保障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造、调整和重建，从而实现大学治理的系统重塑。浙江大学近年来积极推进数字化改革，面向多跨场景应用，努力打造办事更加便捷、服务更加友好、环境更加智能、模式更加创新的整体智治系统。
人工智能引领的数字革命，加快了高等教育系统性变革，也给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一流大学建设要紧紧把握全球数字化发展形势和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把握后发优势，通过数字化创新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模式，进一步走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本文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12月10日在2023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上的报告】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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